二房一廳

　　 隨身碟本版主持：李鴻文
　　 權利、機會和規則的公平，依賴的不僅是房子、就業、教育和發展前景，還需要一個決定性的身份，這個身份可以說是戶籍，也可以說是體制，甚至可以固態硬碟安裝說是能夠在城市扎根的本錢。年輕人之所以在逃離與逃回之間辛辛苦苦地折返跑，不過就是為了這個身份。
　　 春節一過，“逃回北上廣”的新聞便多了起來。可不久前，同樣的媒體卻在報道“逃票貼離北上廣”。一會逃離，一會逃回，究竟哪樣是真哪樣是假？媒體的敘述站在什麼視角？年輕人為何要在逃離與逃回之間辛辛苦苦“折返跑”？
　　 整合負債逃離逃回都是真
　　 無論逃離還是逃回，都不是什麼新鮮事。媒體報道“逃離北上廣”的第一個高峰，大致在信用卡代償2006年到2008年之間，此後幾乎每年都有類似報道。今年媒體報道的依據，是國內某知名人力資源服務機構公佈的網絡招聘大數據信息。其中提到，去年90後高校畢業生里有61%主動逃離北上廣等一線城市，前往二三線城市工作生活。而這個數據，在2011年時還是46%。
　　 如果真有61%的90後高校畢業生主動逃離，那麼，北上廣等一線城市豈不面臨蕭條壓力？可一些大城市的新增人口數據又顯示，20歲到39歲的年輕人又占62.8%。有人依據後一個數據否定前一個數據，認為“逃離北上廣”是媒體誇大其辭炒作的偽命題。但這個結論基於將兩個數據都看成了靜態樣本，忽視了兩個動態要素：一、新增人口包含初次就業的“新鮮人”，這部分人口可以填補逃離人口的空缺；二、有逃離就有逃回，不能因為現在逃回了，就否認出現過逃離。所以，媒體報道的逃離是真，逃回也是真。
　　 之所以要逃回，媒體分析的理由，是建立在對中小城市生活的“失落感”上。比如，中小城市全靠“拼爹”，沒關係的人只能忍受不公平；收入低，物價並不低；發展空間小，工作不輕鬆；精神生活匱乏，找不到有共同語言的人，還有的不滿意當地的教育水平等。總之，儘管大城市有“恐怖至極”的高房價，生活節奏快、工作壓力大也是不爭的事實。但是，大城市的機會成本更低，競爭更自由、更公平，政府投入的公共建設資金，也遠遠高於其他城市。
　　 但是，這種“失落感”只是相對的，並不能改變或掩蓋當初“逃離北上廣”的動因。比如，居高不下的房價，競爭壓力大。此外，制度不公正，幸福性價比低也是當初逃離的重要原因。這個意義而言，逃離又逃回，不是“北上廣”多麼值得人們留戀、嚮往，而是一種無奈選擇。就像當初的逃離不是因為中小城市的生活多麼美好一樣，現在的逃回也不是因為“北上廣”多麼有魅力。
　　 城市視角的敘述
　　 在別的媒體忙於做逃離與逃回的文章時，新京報2月17日的一則《調查顯示：近六成“北漂”為求“機遇”堅守北京》的報道，獨闢蹊徑，側重關註“堅守”北京的“北漂”。該報在春節後，對堅守在北京，以及曾在北京奮鬥最終選擇離開的各個階層不同職業的人士進行問卷調查。其中在選擇留京的101位受訪人士中，雖然有6成左右的受訪者為北京“房價高”“交通擁堵”“離家遠”而煩惱，但占同樣比例的受訪者仍堅信，北京相對開放、公平，能給自己帶來更多的機會。
　　 而此前不久，人民日報發表一篇《個人努力如何突破“關係重圍”》的評論，從身份轉換，身份關係更加複雜多元，談到大城市人才高消費與中小城市人才緊缺的矛盾。而文章的重點，則是關註中小城市人才只出不進、多出少進現狀。評論認為“這直接關係到中國城市化的內涵和素質”。
　　 作為北京市的都市類媒體，新京報的報道彰顯出北京市的吸引力；而作為全國性的主流媒體，人民日報的評論又站在國家戰略的高度，關註中小城市對人才的需求。儘管雙方都拿人才說事，立場和視角都站得住腳，但是，作為說事主體的人才，卻無意之中被當成了客體而工具化。這就是城市視角的敘述，不管是不是人才，只有你被城市需要才具備價值：當價值得到承認時，大城市與中小城市“爭奪”你；當價值無法體現時，雙方就有可能爭先恐後地把你拋棄。
　　 當初逃離的敘述也是基於城市視角。幾乎所有的報道在分析原因時，都提到了高房價。房價居高不下將買房者與賣房者、市民與政府二元化，是當今的城市病和社會病，在各種訴求失效、各種調控落空的前提下，似乎只有人才逃離的敘述，更能觸痛主政者的神經。但敘述的視角不是關心逃離者，而是將逃離者當成一個藥引，一個工具，借逃離的酒盃，澆城市人不滿高房價的塊壘。從房價到交通，到社會福利，都拿逃離說事，都顯示出文化的“多元與包容”，但都有意無意地忽略逃離者的現實處境，然後，再通過逃回或者堅守的敘述，虛構出相對意義上的公平與機會的幻覺。
　　 為了身份的折返跑
　　 現在一些地方的公務員因中央加大力度反腐而特別感到委屈，甚至萌生出不想乾的念頭，按說，他們是應該成為逃離與逃回故事的主角。但在媒體的敘述中，幾乎見不到這個群體的身影。不僅是公務員，但凡在體制內有穩定的收入，有對未來的穩定預期，都不會這樣來來回回地“折騰”。
　　 人民日報那篇評論雖然另有要義，但文章提到的“關係重圍”卻值得玩味。“關係”由身份交織而成，所謂“關係重圍”，其實就是將單一身份凝固化、板結化。在中小城市的熟人社會，人們受到單一身份標簽的局限，工作、學習、辦事容易被定格。而市場規則相對成熟的大城市，或許能夠提供更多的選擇空間，也就是多一點身份選擇的機會。比如從大學生、農家子弟，轉變為市民、白領、精英或者官員等。但小城市的“關係重圍”或者單一身份固化現象，在大城市同樣容易複製，不然，就不會有逃離的敘述。所以，無論在哪裡，真要突破“關係重圍”，都需要權利、機會和規則的公平。
　　 而權利、機會和規則的公平，依賴的不僅是房子、就業、教育和發展前景，還需要一個決定性的身份，這個身份可以說是戶籍，也可以說是體制，甚至可以說是能夠在城市扎根的本錢。年輕人之所以在逃離與逃回之間辛辛苦苦地折返跑，不過就是為了這個身份。
　　 最新一期的中國周刊有篇《讓孩子成為北京人》的報道介紹，1982年出生在保定的胖子楊魏，他的爺爺和父親都在北京出生、長大，1972年在楊魏父親18歲時，因為要響應國家政策支援偏遠地區，一家老小去了吉林一個農村。能夠返城時，他們一家的選擇只有天津大港和河北保定。當時，天津大港還是一片沼澤，而去保定可以分配到鐵路上，一家人便選擇了後者。之後，楊魏父母在保定相遇、結婚，楊魏也成了一個祖籍在北京的河北保定人。現在，已經在北京有房有車有穩定收入的他，只想找個北京女孩，讓自己的孩子恢復北京人的身份。
　　 胖子楊魏也許是個極端的個例，但他的故事說明瞭一個事實：當戶籍身份代表權利額度的分配時，那麼，它就是決定性的單一身份。這情形類似於古羅馬的公民權，客籍及無公民權的市民是龐大的多數，而城市的命脈則由占少數的公民及元老所掌控。
　　 現在不少城市在強調文化的多元與包容，包括對逃離與逃回的年輕人的文化多元和包容，但多元的表象強化了區別與差異，正如阿瑪蒂亞·森在評述歐洲多元文化政策時所說，尊重多元文化值得肯定，但建立在單一身份基礎之上的多元卻值得警惕。這個意義而言，逃離與逃回的敘述，故事的主角不是來回奔波的年輕人，而是公共政策是否公平與公正。
　　 鴻文喊話
　　 話頭：日前，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發佈了《中國財政政策報告2013/2014》。發佈會上，有學者稱目前我國已經邁入“人均萬元稅負階段”。一石激起千層浪，社會對此廣泛關註並展開熱烈探討，更有網友驚呼：“一口飯就有半口以上繳了稅。”人民日報為此特別邀請專家來解讀：所謂“人均萬元稅負”，實際上就是“人均財政收入”，這個指標中國遠低於世界主要國家。這位專家語重心長地提醒：過分追求低稅負、高福利，可能面臨極大的財政風險，也是不可持續的。
　　 喊話：呵呵，百姓真沒有專家想的那麼貪婪。百姓從來沒有奢望過什麼高福利，之所以要求低稅負，只是希望精官簡政，不再養那麼多只費糧食不幹事的人？
　　 話頭：四川在線報道，昨日上午11時，“走廊醫生”蘭越峰所在的綿陽市人民醫院100多名醫務人員走上街頭罷工，現場包括圍觀群眾在內約有500人，導致交通受阻。而據記者多方瞭解，此次醫務人員參與罷工，是由於對蘭越峰事件處理結果不滿。另外，今年2月8日，綿陽衛生主管部門發文，摘去“綿陽市人民醫院”牌子，更換為“涪城區人民醫院”。現場罷工醫務人員要求主管部門、人民醫院開除蘭越峰，收回更牌決定。
　　 喊話：蘭越峰因自揭家醜，曝光所在醫院過度醫療現象，受到院方打擊報複。在媒體介入後，綿陽方面一方面讓這位“走廊醫生”返回崗位，另一方面又對醫院作出摘牌處理。這種“個別領導有病、全院醫護吃藥”的處理，擺明瞭轉移焦點，讓全院醫護人員都對蘭越峰不滿，將其置於惹犯眾怒的險境。
　　 本版撰文：李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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